1.牢固的信仰。某些普遍信仰的不可变／它们是文明的指南／根除它们非常困难／为什么说不宽容对于各民族而言反而有益／普遍信仰在哲学上的荒谬性并不妨碍它的传播。2.群体意见的多变。不是来自普遍信仰的意见具有极强的易变性／近百年来观念和信仰所表现出的多变性／这种多变性的真正界限／具有多变性的各种因素／普遍信仰在今日的消失和报业的过度传播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见越来越多变／群体意见为什么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倾向于冷漠／政府在引导舆论上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力／当今意见的碎片化阻碍了专制化。
1.牢固的信仰
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有着紧密的相似性。从解剖学特征中我们会发现某些不变的因素，或者说，它们的变化非常轻微，需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固定不变的特征之外，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特征非常易变，环境、饲养或种植方式都可以轻易将其改变，有时候还会使粗心的观察者连基本特征都看不到。
在人的精神特征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现象。除了固定不变的心理特征之外，一个种族还有一些可变、易变的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观念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总是会存在一些变化的观念，就像流沙覆盖于岩石之上。
因此，群体的信仰和意见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类。一方面是经久不衰的伟大信仰，它们持续数百年，整个文明都建立其上。比如曾经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再如当今的民族主义原则、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另一方面是短暂而多变的意见，往往来自于各个时代中生生灭灭的普遍观念：比如在某一时期引领了艺术和文学的理论，产生了诸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等。这些理念通常都是肤浅的，像时尚那样多变。它们就像是在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又消失的涟漪。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非常有限。它们的诞生和消亡对每个种族而言都是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骨架。
在群体的头脑中形成一时的意见非常容易，但要建立持久的信仰就十分困难。而这样的信仰一旦建立，要想摧毁它也极为不易。往往唯有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才能对它进行变革。甚至只有当信仰在群体的头脑中几乎完全失去控制力的时候，革命才能发挥其力量。这个时候，革命的作用就是对那些几乎已被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俗的枷锁还在阻碍人们彻底放弃它们。事实上，一场革命的开始，即是一种信仰的结束。
一个伟大的信仰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是很容易辨识的——那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仰不过是一种虚构，它们得以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不遭受考验。
不过，即使一种信仰已经摇摇欲坠，但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仍然保持着势力，并且消散得十分缓慢。当信仰终于彻底失去了力量，它所支撑着的一切也就立即崩溃。任何一个民族，在信仰改变之际，文明中的所有元素都注定要发生转变。
这个民族的一切都在发生转变，直到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仰；在此之前，整个民族不得不处在无政府状态中。普遍信仰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支柱；它们引导着思想的走向。唯有它们能够唤起信念和责任。
各民族一直都感觉得到获得普遍信仰的好处，它们本能地知道，普遍信仰的消失意味着衰亡的到来。对罗马的狂热崇拜，曾帮助罗马人征服了世界，而当这种信仰消弥，罗马也走向灭亡。同时，也只有当那些野蛮人获得了某种共同的信仰，他们才得以摧毁罗马文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团结一致，并走出了无政府状态。
因此，当各民族捍卫自己的信念时，总是带着毫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不宽容，从哲理角度看，应该是备受批评的，但它代表的却是各民族最不可或缺的生存之道。正是为了建立或维护普遍信仰，中世纪有那么多人被送上火刑柱，那么多发明家和革新者即便逃脱酷刑，也郁郁而终。正是为了捍卫那些信仰，世界上才有那么多动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战死沙场或即将前往赴死。
建立一种普遍信仰可谓困难重重，但一旦它彻底扎根，它就具有了长期不可征服的力量，而且无论从哲理上看它有多么荒谬，它依然能够占领最明智的头脑。十五个世纪以来，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他们的宗教传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吗？而倘若我们进一步审视，会发现这些传说就和莫洛克神[49]的故事一样野蛮[50]。一个上帝会因为他所创造出来的生灵不服从他的意志，就在其儿子身上施加酷刑进行报复，这样可怖的神话，数个世纪以来竟无人发现它的荒谬性。那些天赋过人之士，如伽利略、如牛顿、如莱布尼茨，都一刻也未曾对这些教义的真实性产生过质疑。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事实更好地证明普遍信仰的催眠作用，同样地，它也最有力地证实了我们在理智上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一旦一种新的教义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它就会成为各种制度、艺术和行为生发的源泉。此时它对人们头脑的操控是绝对的。实干家一心想着让它变成现实，立法者致力于将它付诸实践，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则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诠释它。
从基本信仰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但它们始终带着其原生信仰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的穆斯林文明都衍生于寥寥几种宗教信仰，并在各自文明的最细微之处都留下了它们的印记，让人一眼就能辨识出来。
因此，拜这些基本信仰所赐，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被一个由传统、观念和习俗所构成的网络所包围，这个网络让他们彼此相似，并且从来无法摆脱它的藩篱。人们往往是被这些信仰以及由信仰所衍生的习俗所支配。它们规定着我们生活中最细微的行为，哪怕是最独立的头脑也不敢妄想摆脱它们的控制。真正的暴政，其实就是不知不觉中对人们头脑的支配，因为唯有它，你无法与之作战。提比略[51]、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无疑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穆罕默德、路德，他们对人类心灵实行的专制恐怕更为深刻。一次谋反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对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呢？在与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尽管有群众的明确支持，尽管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但最终我们的大革命还是屈服了。人类所遭遇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始终都来自死者的阴影，或人类自己编织的幻象。
普遍信仰从哲理上看往往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取得胜利的障碍。这种胜利甚至是以这些信仰中所含有的某些神秘的荒谬性为条件的。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信仰尽管有着明显的破绽，但不妨碍它们赢得人心。与各种宗教信仰相比，它们真正的次等之处只在于：宗教信仰许诺的幸福理想只有在来世实现，没有人能够对它的现实性提出异议。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就得到落实，而对它的追求一旦开始，其许诺的空洞性就会暴露无遗，新信仰的权威也随即灰飞烟灭。所以，它的力量只能增长到信仰获胜、理论要付诸实践的那一天为止。正是因为如此，虽然这种新宗教像之前的所有宗教那样，在最开始时扮演破坏者的角色，它却不能像它们那样，在之后发挥创造者的作用。
2.群体意见的多变
我们刚刚阐述了牢固信仰的力量，而在牢固信仰的表面，还存在着一层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中有一些只存在一天的光景，最重要的那些也不会超过一代人的寿命。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些意见的变化通常只是发生在表面，而且始终带有其种族特质的印记。例如，当我们观察法国的政治制度时，会发现那些表面上大相径庭的政党：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都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理想，并且这种理想只能由法兰西民族自身的精神结构所决定，而在其它一些民族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名称相同、实质却相反的理想。无论是为观念所起的名称，还是带有欺骗性的改造，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采用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法袍，努力模仿它的制度和榜样，却无法成为真正的罗马人，因为后者曾经所处的环境是历史上影响力极其巨大的帝国。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表面的变化下寻找在旧日信仰之后依然继续存在的力量，并在变幻不停的意见之中，分辨出那些由普遍信仰和种族特性所决定的观念。
如果不进行这样的理性筛选，我们会以为群众改变政治或宗教信仰是频繁且随意的。整个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是文学的，似乎都证明事实就是如此。
让我们以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为例，即1790到1820年这短短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们看到，支持君主制的群体先是变成了革命派，然后又成为帝国主义者，再接着又变回了保皇派。在宗教上，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先是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自然神论，接着又转回最彻底的天主教立场。不只是群体如此，领导他们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国民公会中的要人，与国王誓不两立、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然后又虔诚地手持蜡烛走在路易十八麾下的迎神队列中。
在之后的七十年里，群众意见又发生过许多变化。世纪之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人统治时期成为了法国的盟友；曾两次被我们入侵，且对我们上一场挫败拍手称快的俄罗斯，也在转瞬间被视为法国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上，观念的变换则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如此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昨日还备受吹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被贬得一无是处。
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上的变化时，我们会发现什么？一切与普遍信仰和民族情感相悖的事物，都只是昙花一现，绕弯的河流很快又回到自己的水道上。所有与普遍信仰、与民族情感无关联，因而不具有稳定性的观念，只能听凭偶然性的支配，或者也可以说成是受环境的细微变化支配。它们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只能是暂时存在的；它们匆匆形成，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那些被风吹成的沙丘。
如今，群体的意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易变；对此，有以下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昔日的信仰在逐渐失去自身的权威，不像从前那样能够影响暂时意见的走向。普遍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个性化意见提供了场所。
第二个原因是，群体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我们在群体身上所观察到的观念的极端多变性，也因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当下的传播，它们不断将截然对立的观点摆在群体面前。这当中每一种意见所可能产生的暗示作用都会立刻被其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所破坏。结果就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并且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它们还没有来得及被推广成为普遍观念，就已然消亡。
这些不同的原因导致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我这里要说的政府在引导舆论上的无能。
从前，也并不是很久以前，政府的举措、少数作家和个别报纸的影响，就构成了切实的舆论调度。如今，作家们完全失去了影响力，而报纸只能反映意见。至于政客，别说引导意见，追逐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到了恐惧的地步，令他们的行动路线丧失了稳定。
于是，群体的意见逐步成为政治的最高指示。在今日，它已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我们所看到的法俄同盟，几乎就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当今所睹之怪现状还有：教皇、国王和皇帝们竟纷纷屈尊接受采访，就某一话题交代自己的观点，让群众来评判。过去我们还可以说，政治不是感情用事。但如今，当变化无常、缺乏理性、完全受控于情感的群体逐渐以他们的冲动支配政治，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吗？
至于报业，曾经的意见领袖，也变得像政府一样，不得不在群体的势力面前退让。诚然，它拥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但这仅仅因为它是群体意见及其万千变幻的反映。成为单纯提供信息的部门，报业不再致力于向人们施加任何观点、任何理念。它在公众思想的各种变化中随波逐流，而出于竞争的需要，它也只能这么做，以免失去读者。曾经被上一代读者奉若真理的老牌权威刊物，比如《宪法报》《论坛报》《世纪报》，或已然消失，或成为了充斥着娱乐八卦和商业广告的资讯型报纸。如今哪里还有一家报纸有足够财力让它的撰稿人表达个人观点，而这些观点，对于那些只求讯息或消遣，并对任何推荐都心存疑虑的读者而言，根本无足轻重。评论界甚至不再有能力捧红一本书或一出戏。他们不是帮忙，而是破坏。报纸太清楚评论或者个人观点是多么无用，于是逐步取消了文学批评，仅限于给出书名和两三行推荐语。不出二十年，戏剧评论恐怕也将面临如此遭遇。
在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了报纸和政府的第一要务。一个事件、一项法案、一场演讲产生的效果是什么，这是他们不停要去了解的；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再没有什么会比群体的思想更变化无常了，同一件事物，他们昨日为之欢呼，今日就痛加诅咒，这早已屡见不鲜。
这种对意见的引导力量缺失，以及普遍信仰的瓦解，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切信念的灰飞烟灭和群体的愈加冷漠，只要不是直接触及切身利益的事，他们就漠不关心。至于学说，比如社会主义，只有在文盲阶层，比如矿工和工厂工人当中，才能赢得真正的信徒。小资产阶级，或者受过一点教育的工人，要么成为怀疑论者，要么就是彻底的墙头草。
这三十年来的演变是令人震惊的。在过去的时代，其实也就在不久以前，人们的意见还是有一个总体趋向的，因为它们的源头都基于某些根本信仰。只要根据某人是君主制拥护者这一事实，我们便知他必定持有某些不可动摇的历史观和科学观；而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的事实，即可判定他一定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君主主义者绝不承认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而共和主义者毫不怀疑人的祖先就是猴子。君主主义者视大革命为洪水猛兽，共和主义者则对之崇拜有加。有一些人名，比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提及时应该一脸虔诚，而说到恺撒、奥古斯都和拿破仑，则必须咬牙切齿地加以痛斥。就在我们的索邦大学，都普遍存在着这种理解历史的幼稚方式。[52]
如今，面对讨论和分析，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威望；它们的特征很快就磨平，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很难激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被冷漠所侵蚀。
我们不必太过哀叹意见的式微。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的确，那些先知、使徒、领袖——总之，那些有信念的人——远比那些惯于否定、批判，或麻木不仁的人更有力量；但是也别忘了，以群体目前的力量，倘若有一种意见获得了足够的威望，被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就会被赋予强大的专制权力，令所有的一切都臣服于它，而自由讨论的时代也将就此完结。群体有时候是温和的主人，就像在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时代那样，但他们同时也是狂暴任性的。当一种文明即将落在群体的掌控中，它也就不太有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推迟这一崩塌时刻的来临，那也就是群体意见的极端多变以及他们对所有普遍信仰日益增长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