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保护者需要知道国家的风暴什么时候来临。国家的风暴总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最为猛烈。自然界的风暴总是在春分秋分时节最为猛烈。还有，暴风雨来临之际，总有一阵阵低沉的狂风大作，海上也会悄悄涌起大浪。国家的风暴来临之际也会这样。
太阳常常警告人们，在它照射不到的地方，
有暴动、叛乱和战争正在酝酿。（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
针对国家的诽谤和攻击一旦频频出现、被公开发表，类似的谣言四处流传，并且很快被人接受，那都是叛乱的前兆。维吉尔还给这些谣言立下了一个家谱：
她是巨人们的姐妹，
众神激怒地母，生下了她，
她是巨人克乌斯和恩塞拉多斯（反对宙斯的百手巨人。）的妹妹，
巨人家族中的最后一员。（出自维吉尔的《伊尼阿德》第4 卷。）
在他看来，谣言似乎是过去叛乱的遗物，但其实它是叛乱即将来临的序曲。不管怎么说，叛乱的骚动和叛乱的谣言没有多大区别，就像兄弟姐妹和男女之间的差异一样。特别是遇到这种情况：国家的对策没有什么不妥，似乎还很有道理，应当受到拥护支持，却反被恶意曲解，肆意中伤。这种情况说明怨恨已经十分强烈。正如塔西佗说的那样：“当人们怀有极度不满时，统治者的对策无论好坏，同样会受到非难。”（出自塔西佗的《罗马史》第1卷第7章。）
要是认为谣言是动乱的前兆，就马上加以严厉的镇压，把这当做惩治动乱的良方，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对谣言置之不理往往是对付谣言的最好办法。一心想把它们压下去，反而会把人心不稳的局面永远延续下去。
还有对塔西佗的那种“服从”的说法也应当持有怀疑，他说：“他们表面上服从命令，但实际上却议论命令的内容，而不愿去执行命令。”（出自塔西佗的《罗马史》第2卷第39章。）实际上争辩和对命令的指示吹毛求疵，都是一种不服管束和拒绝服从的表现，特别在争辩的时候，赞成指示的说话畏畏缩缩、绵软无力，反对指示的却说话蛮横无理、非常放肆。
还有，马基雅维利说得对，君主就应该像是公众的父母一样，要是他们把自己当做一个派别，靠向一边，这就像是一条船，两边载重不均衡，就要翻船。
这一点在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在位时就看得很清楚，早先他为了铲除新教加入同盟，但不久以后正是这个同盟转而反对他了。当君主的权威只用来为一个政治运动做帮凶的话，那么一旦还有其他的约束比君主的约束更为牢固时，那就等于宣判那个君主就要失去王位了。
同样，一旦骚乱、吵闹以及党派之争公然出现，并且十分嚣张，这也是一种政府失去威望的迹象。政府中首要人物的运作，按照传统的说法，应当像众多行星在原动力下运行一样，这就是说，每一颗行星被原动力迅速带动，而它们自己的运行却很平和舒缓（按古代的天文学，天体被分成许多重天，最外层的是“原动天”，这一系列重天都以地球为中心运转。）。因此，当那些大人物在他们各自的运作中过于迅猛，如塔西佗说的那样，“自由放任，根本不把他们的支配者放在眼里”（出自塔西佗的《编年史》第3 卷第4章。），到那时，也就标志着运行轨道偏离了常轨。
威望是什么？那是上帝赐给君主的腰带，上帝一直在威胁要解除这条束腰带：“我将要解下系在帝王们身上的腰带。”（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节。）
政府的四大支柱是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当其中之一被动摇和削弱时，人们就不得不祈求上帝保佑了。这里我们不再多谈征兆的问题了（必须指出，人们对这个话题可能不太重视，不像对以下内容那样重视）。
现在我们先说说叛乱的物质基础，再说说叛乱的动机，最后说说铲除叛乱的方法。
叛乱的物质基础是个值得好好考虑的问题。因为防止叛乱最可靠的办法（要看时间是否允许）就是去除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原因是一旦燃料准备齐全，火星什么时候把它们点燃起来，那就很难说了。
叛乱的物质基础有两种，一是普遍的贫困，一是大量的民愤。有一点确定无疑：有多少失去家园的人就有多少支持动乱的人。卢卡斯对内战以前罗马的情况描写得十分确切：
贪婪的高利贷很快带来消息，
一场动摇信用的战争使许多人有利可图。（出自罗马诗人卢卡斯的《法赛利亚》第1卷。）
这个“使许多人有利可图”无疑是导致国家遭受叛乱和动乱的可靠征兆，如果有产者的贫穷和下层平民的贫困、需要结合在一起，巨大的危险就迫在眉睫了，因为饿肚子而造反是最糟糕的叛乱。至于国家中的民愤，就像人体中的体液，往往引起一种异常的热量，产生炎症。希望君主不要根据民愤的正当与否去衡量危险的大小，因为这样做无疑把民众想象得过于理性了，其实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抛在一边。同样，也不要根据灾难来自何方去衡量灾难的实际大小，因为它们是最危险的民愤，里边有恐惧成分，大大超过他们的感受成分。“痛苦有限度，而恐惧却是没有限度的。”（出自小普利尼的《书信集》。）
另外，处于高压之下，那些让人忍气吞声的因素也同样能使人敢于反抗，处于恐惧中的人就什么都干得出来。任何君主或国家不要以为民愤司空见惯，长期存在，也不见得马上就有危险发生，因此就高枕无忧。确实，不是每一团水汽或雾气都能形成暴风雨，但尽管暴风雨不知多少次就这样吹散了，却总有一天会来临。西班牙有一句谚语说得好：绳子扯到最后，轻轻一拉就断了。
叛乱的原因和动机有：宗教改革、赋税、法律和习俗的变更、特权的破除、普遍的压迫、小人的得势、外国人的跋扈、饥荒、散兵游勇、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侵犯民权——这尤为严重，使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聚众闹事。
说到整治的方法，我们这里只能提一般预防，可能有效；至于彻底整治，必须对症下药，没有规律可循，只有通过协商才能找到。
头一个整治方法或预防措施，就是尽可能消除上述叛乱的物质基础或物质原因，也就是资源匮乏和百姓贫穷的现象。为了这个目的，适用的办法就是：开放贸易，保持贸易的均衡；扶助工业；消灭懒散现象；压缩浪费和铺张；改良土壤，合理使用土地；控制销售价格；减轻赋税等等。一般说来，应该预见到一个王国的人口总数不能超过那个王国的储备总量，也就是可以供养的人口数，在一个国家没有受到战争摧毁时尤其如此。也不要单纯地以数量统计人口，因为人口多消费多而收入少，比人口多消费少而积累多，会更快地把一个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因此，贵族人数和其他等级人数成倍增加的话，就会跟平民的人数比例失调，很快把国家拖到贫困的境地。教士人数增长过快也会如此，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储备毫无贡献。过多培养学者，又没有那么多职位提供给他们，后果也是如此。
同样必须记住，由于任何财富的增长必须依赖外国人（无论什么，有所得，必有所失），一个国家把东西卖给另一个国家，无非是三样东西：自然出产的商品、工业制造的商品和商业运输。只要这三种商品流通顺利，财富就会像春潮一样涌来。有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勤劳胜过物质”，即勤劳和经营得法比资源更有价值，更能为国家增加财富。在这点上，低地国家的人民就很突出，他们在世界上有最好的“矿藏”，这些“矿藏”并不埋藏在地下，这些“矿藏”就是勤劳和经营得法。
采取有效的政策尤其重要。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否则这个国家再富，人民还是难免要饿肚子。金钱如粪土，而肥料只有撒在土地上才能起作用。要做到这一点，主要是抑制贪婪的高利贷行业和大量收购牧场，或者至少要有严厉的措施对付他们。
消除民愤，或至少消除最危险的民愤。必须指出众所周知的一种情况，每个国家都有两部分臣民，即贵族和平民。只有一部分臣民不满，危害不会太大，因为平民要是没有贵族煽动，他们行动很迟缓；而贵族的力量又很弱，除非大众倾向他们一边，并且他们一向乐于自己采取行动。当贵族坐待良机，等平民中爆发动乱，他们去把水搅浑，然后他们自己出头露面，表明他们的意图，这个时候形势就危急了。诗人们杜撰说，其他众神想把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捆绑起来，朱庇特察觉出他们的意图，让智慧女神布拉艾瑞前来帮忙。这其中的寓意无疑表明，如果肯定平民的良好愿望，他的权力就十分稳固。给人民适度的自由，让他们发泄心中的痛苦和不满（只要这种发泄不是过于野蛮和放肆），那是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一个人如果让体液倒流，就会使伤口内部出血，增加长出恶性溃疡和致命脓肿的危险。
说到民愤，埃匹米修斯（普罗米修斯的弟弟，潘多拉的丈夫，见希腊神话故事《潘多拉的盒子》。）有时也会扮演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民愤的时候，埃匹米修斯在让“痛苦”和“邪恶”飞出匣子后，将盖子合上，把“希望”留在了匣子里。毫无疑问，狡猾地、装腔作势地让人们怀有希望，用各种希望向人们许愿，把人们引向一个又一个希望，那是民愤最好的解毒剂。当一个政府没有举措来满足民众念念不忘的要求，却能使民众心存希望而赢得民心，掌控事态，不让坏事看上去没有药可救，那么，这个政府不失为一个明智的政府。不过给希望开几个口子这种事并不难办，因为无论特殊人物还是党派，都喜欢自我吹嘘，就算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话，他们也敢于出头露面。
民众里边往往会出现一些有望适合做首领的人物，对这一点要小心，也要设法杜绝。这种谨慎的做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心怀不满的人可能会求助于他们，投奔到他们的门下。我认为这种适合做首领的人物必定有了不起的地方，名声很大，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对他很信任，他们的目光总是围着他转，而且被人认为他对当局尤其不满。对这种人物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要么战胜他，使他和当局和解，要么使他跟同一党派的其他头领对立，他们可能会起而反对他，削弱他的名声。一般来说，分化瓦解所有与国家敌对的党派和团体，让他们互相疏远，或至少在他们之间造成互不信任，并不是一种很差的手法。因为假如掌握国家举措的人互相倾轧，四分五裂，而反对他们的人倒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话，那么形势就危险到了极点。
我还注意到，有些机智尖刻的话出自君主之口，会点燃反叛之火。恺撒说：“苏拉（恺撒之前的罗马独裁者。）是文学中的外行，所以不会口授文章。”结果这句话给他带来无尽的伤害。迦尔巴说他自己“惯于征召士兵，而不愿收买士兵”，正是这句话使士兵失去领赏的希望，也使他自己丢掉了性命。普罗布斯（罗马皇帝，为叛兵所杀。）也同样为一句话结果了性命：“只要我活着，罗马帝国就不需要士兵了。”这句话使士兵们大失所望。这种例子还很多。因此，君主在敏感的问题上和棘手的局面下，必须慎言，因为一句话出口就像标枪投射出去，别人还以为君主内心的意图自然流露了出来呢。至于长篇大论，由于平淡无奇，也就不大引起注意。
最后，在对付所有事件中，君主身边不能没有几个大人物，更不能没有一个或几个具有军人式勇猛气质的人，目的是将叛乱压制在萌芽状态中。因为没有这种人，一旦动乱发生，朝廷会更加惶恐不安，那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国家也会出现塔西佗所说的危险：“当时人们的情绪就是如此，虽没有几个人敢冒险做出恶劣的举动，但很多人希望去做，而大家都默许这种举动的发生。”但那些具有军人式勇猛气质的人必须忠实可靠、声誉良好，而不是那些拉帮结派、哗众取宠的人。还有他们跟国家中其他大人物也要有良好的关系，否则这个治病的药比疾病本身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