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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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词中所说的“这里”，应该是东北边境地区的某处吧。那里如今贫穷落后，估计没谁愿意去。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电影里，年轻苗条的护士哼着这首歌，脸上洋溢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多年过去，那位护士的扮演者在香港开了一家中国素食餐馆。她偶尔也会向来店里用餐的中国顾客唱起这首昔日的歌谣，只是此时的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位窈窕的少女。当然，人们不能强求一位女星终生都如同她年轻时饰演过的角色一般，保持那么曼妙的身姿。
　　然而电影中穿着旗袍的人却是那位护士的母亲，一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旧社会中年贵妇人。不过佩琴并不怎么感到失望。因为在她的印象中，无论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旗袍都是属于上流社会妇女的时装。
　　正当她打算看《金锁记》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本被她带回家的书。扉页上白发苍苍的作者看起来与她的父亲颇为相像。照片下面有一行生平介绍：“沈文昌，文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服装史专家。”
　　佩琴翻开书，却发现其中真正涉及旗袍的部分只有寥寥数语。在后记里，找不到一位旗袍专家的名字。也就是说她只能从书中的某些段落找寻相关信息了。
　　作者拍摄那张照片时应该已经年过八旬了。她放下书，看着照片上这位老人。如果有幸能请教他这样的专家该多好啊，佩琴心想。
　　快到晚饭时间了，电话铃声响起。是陈超打来的。听到佩琴说于光明还没下班，他似乎有些遗憾。
　　“我们家老于最近挺忙的，总是很晚才回来。别管他了，你的论文写得怎样了？”佩琴问道。
　　“还可以，慢慢来呗。这种时候不在局里，我挺不好意思的。不过对我来说，要想尝试点儿不一样的东西，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你怎么样？”陈超道。
　　“我倒不怎么忙。只是在读一些书。大家都在谈论红旗袍的事，我觉得我也应该查点儿资料什么的。”
　　“你又打算助老于一臂之力了吧，发现什么有意思的没？”
　　“现在还没有。我刚开始读一本关于中国服饰史的书，书的作者也是个大作家呢。”
　　“难不成是沈文昌？”陈超问道。
　　“你也知道他？”
　　“当然，那可是著名学者。最近新拍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呢。”
　　“我没看过你说的这个纪录片。哦，对了，我买了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知道你挺喜欢那部原著小说。老于跟我提过你在外滩公园的那些事。”
　　“谢谢你，佩琴。你想得真周到，我巴不得现在就看看这部电影。”陈超说道，“那就这样，等老于到家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哦，还有啊，让他方便的时候把那张影碟捎给我。”
　　七
　　清晨，陈超从混沌之中醒来，仿佛还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区已经发现了第二具尸体，而各大媒体已如初夏鸣蝉一般喋喋不休。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就算是为了于光明和晓红，他也得做点儿什么。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了解案情的进展，好在那位牢骚满腹的廖队长面前挤出灿烂的笑容。
　　然而在看过同事们查到的线索后，陈超觉得自己很难比他们取得更多进展，至少在现在这种半工半读的“兼职”状态下是如此。论文目前依然占用他很多精力。办案与写论文类似，只有全神贯注才能找到灵感。
　　想到这里，陈超嘴里一阵发苦，于是他决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与那位中国服饰史权威沈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这位沈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诗人，主要创作后来很流行的意象派诗歌。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上海博物馆谋了个差事，公开声明说自己曾经创作的诗歌都是糟粕，随后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这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好办法。如道家所云，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由于他突然从文坛上消失了，他所谓的“资产阶级文人”身份居然没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轻的“红卫兵”们发现，从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携其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卓越建树，这位沈老先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数种外国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国际知名权威学者”。此时的文坛充斥着各种新生面孔，已经没人记得他曾经的诗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经在与一位英国汉学家的会面中谈到这位沈老先生，陈超大概也记不得他了。那位汉学家对沈文昌早年的文学作品赞不绝口。陈超对一首沈文昌早年的小诗印象深刻：
　　怀孕了，他妻子因为将诞生的孩子充满幸福，
　　这会是一个上海孩子，
　　她想，轻抚乳房上绽现的淡青色经脉，仿佛像——
　　他多年前离开的那天，
　　故乡的山峦映衬着白云，他的老祖母，
　　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赶出来，把一团土塞进他手里，欷歔说：
　　“这——（一条残缺的蚯蚓正从土块中蠕动出来）会给你带来好运。”
　　作为作家协会的执行会员，陈超将这首诗记下，收进了再版的《沈文昌诗集》中。再版这部诗集并不容易。沈老先生不愿提及曾经的诗歌创作经历，仿佛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那些出版单位因害怕经济损失也有所犹豫。不过最终诗集还是得以再版，成了弥漫于这座城市的集体怀旧情绪中的一部分。能够重新发掘出这样一位属于旧时代的诗歌天才，人们感到非常欣慰。一位年轻的评论家撰文称，美国意象派诗人们得益于中国古典诗词；而同样被称做意象派诗人的沈文昌，事实上是在恢复古代诗歌创作传统。这篇评论文章得到许多新民族主义者的肯定，那本再版的诗集因此销量大增。
　　陈超掏出电话本，拨通了沈文昌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沈老先生本人：“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接受你的请求。不过我得亲眼看看那些旗袍。”
　　“没问题。不过我今天不在局里，您跟于光明警官或者廖国昌警官说就行了。他俩都会给您看那些旗袍的。”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将沈文昌要去局里的事通知了于光明。不出所料，于光明对于这意想不到的帮助很是开心，他向陈超保证一定会让沈老先生亲自验看旗袍。说完这些，陈超补充道：“对了，佩琴记性真不错。说是有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要捎给我。我老早就想看那部片子了。”
　　“是的，她最近一直看影碟呢，想从电影里找线索。”于光明笑道。
　　“有发现吗？”
　　“至今为止没有。不过看看影碟也能让她放松放松吧。”
　　“你说得没错。”陈超就是嘴上一说，他心里可不这么想。就像这两周时间他一直在读书一样，如果他是抱着某个目的而严肃对待这件事的话，就根本谈不上是放松了。
　　正当他要出门去图书馆继续调查工作的时候，又有一份特快专递送到他的家中。这是钟保国寄来的一包关于贾铭的最新资料。
　　其中多数都是关于贾铭和政府作对的推测。贾铭一家人曾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他在那个时代便失去了双亲。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一名律师，而当时很少有人选择这一职业。律师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这个职业与股票一样都被看做万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大案要案如何办理，都是党政领导们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决定。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曾未经审判而入狱，并最终含冤死去。而他的家人多年后才得知真相。贾铭决定当一名律师的时候，这一行业尚未成为热门。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想跟政府较劲。
　　由于他入行很早，所以很快便事业有成。随着改革进程不断深入，法制愈发深入人心。而贾铭因曾为一位异见作家辩护而声名鹊起，那一回他的精彩辩护驳得当庭法官好几次哑口无言，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这一切的观众们无不拍手称快。这种“新兴”法律实践引发了一波热潮，无数律师事务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贾铭与别的律师不同，他并不是只接那些有利可图的案子。一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他不用为了赚钱而工作。有时贾铭会去接手一些有争议的案件，这导致他在插手西九区案之前就被市政府中的某些人列进了“黑名单”。
　　陈超决定不再阅读这些材料了。他自己在大学时代也曾被列进“黑名单”，原因是私自翻译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现代诗。
　　当他来到图书馆时，已经是十点多了。长着一对迷人小酒窝的管理员苏苏为他端来一杯咖啡，杯中的香气浓郁扑鼻。
　　只是陈超的精力还没办法集中起来。也许相对于爱情故事来说，谋杀案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对此，他并未感到意外。
　　直到喝下第二杯咖啡，他才沉下心来看自己为论文选的第二篇古典文学著作——《莺莺传》。